​后疫情时期：呼唤重振现代医院管理制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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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4月26日，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实现了清零，“医疗救治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的胜利”。4月27日，历经三个月时间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离鄂返京。上一阶段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至此告一段落，是时候对健康治理进行制度性反思了。纵观全球疫情演变态势，中国党和政府、中国社会、中国民众的表现可圈可点。无论是强有力推进的“封城令”和“口罩令”，还是全国医疗资源高效驰援湖北、武汉等重点疫区，都凸显了基于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。然而，这些措施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治理、城市治理层面，而非体现在健康治理层面。不可否认，在疫情暴发前夕和早期，湖北、武汉出现了中央领导人提出的需要“补短板”“强弱项”的问题。同样的，3月19日，国家监委调查组负责人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特别提到，对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对疫情反应迟缓、防控不严、履职不力等情况，将由有关方面进一步深入开展调查，严肃追责问责。根据有关媒体披露的信息，上述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